戏院寻踪（三）：卡尔登大戏院

在旧上海派克路（今黄河路21号），曾矗立着一座承载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建筑——卡尔登大戏院。这座建筑，曾是上海文化地图上最耀眼的坐标之一，见证了海派文化的兴衰起伏，更是女子越剧叩响都市艺术殿堂的关键基石。

卡尔登大戏院  （图源：黄浦档案)

卡尔登大戏院于1923年2月9日正式开幕，由外商投资兴建，是民国时期上海最负盛名的西式豪华剧院之一。这座剧院由闻名遐迩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建筑豪华，装饰考究，舞台典雅精致，还设有欧式包厢，号称“上海第一影戏院”。

卡尔登大戏院开幕广告 （图源：黄浦档案）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的上海，卡尔登大戏院精准锚定在沪外侨与上层华人社会，成为西式文化生活的重要地标。彼时的卡尔登，不仅是一座剧场，更成为上海迈向现代化、国际化都市的鲜活象征，见证着这座城市中西文化并行的独特风貌。

1934年，卡尔登迎来第一次重大转型——成为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重要阵地。曹禺的《雷雨》在此首演，田汉、夏衍等左翼戏剧家的作品在这里引起轰动，戏院从纯粹的娱乐场所转变为思想交锋的文化战场。抗战期间，卡尔登更上演了大量抗日救亡戏剧，舞台上的呐喊与台下的热血共振，使这座建筑超越了物理空间，成为民族精神的容器。

然而，卡尔登大戏院最深刻的历史印记，却是与越剧的相遇与相互成就。1935年起，受上海电影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观众审美口味迭代的影响，卡尔登大戏院开始调整经营方向，尝试引入中国本土戏曲演出。而这一转型，恰好与女子越剧的发展诉求不谋而合——彼时，发源于浙江嵊县乡村的女子越剧正冲破地域局限，奔赴上海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亟需一个能提升自身格调的主流舞台。卡尔登得天独厚的市中心区位、一流的舞台设施，不仅为越剧提供了绝佳的呈现载体，更极大地提升了女子越剧在上海的艺术形象与社会地位。

1950年12月18日，一出名为《信陵公子》的新编历史剧在卡尔登戏院隆重上演。这出由玉兰剧团创排的剧目，以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为蓝本，隐喻“抗秦援赵”，呼应了“抗美援朝”的时代主题，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

1950年王文娟在《信陵公子》中饰如姬剧照

该剧剧本随后发表于1951年2月5日出版的《戏曲报》第三卷第十一期，广为流传。更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1月13日，华东文化部在巴黎大戏院召开隆重的奖励抗美援朝戏曲创作给奖大会，《信陵公子》因其突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荣膺嘉奖。这一事件，清晰地标示出卡尔登剧场不仅是艺术美学的实验场，也是时代精神与社会思潮的重要共振箱。

1951年，卡尔登大戏院由上海市文化局接管并更名为长江剧场，继续作为戏曲演出阵地，为上海越剧院等团体提供展演平台。1954年8月2日，《春香传》首演于长江剧场。据统计，首轮演出89场，场场满座，观众达90337人次，真可谓轰动一时。

1954年徐玉兰、王文娟在《春香传》中饰李梦龙、春香剧照

记忆与艺术的生命力远比砖石顽强。2019年，《春香传》问世65周年之时，一段关于传承的佳话悄然续写。上海越剧院两位优秀的青年演员杨婷娜与李旭丹，以一场《爱·歌——杨婷娜、李旭丹越剧专场》致敬这部经典，选择在同一个地点——长江剧场正式首演。这是一次跨越六十五年的艺术回响，是新生代演员对前辈大师创新精神的继承，更是一座历史剧场在新时代被重新赋予文化使命的动人象征。

1980年代，剧场完成设施改造以适配新时代需求，1993年因设施老化暂停演出，2002年原建筑被拆除，原址改建为商业设施，老剧场的物理形态自此消散于城市更新浪潮。

长江剧场今貌 （图源：上海黄浦）

不过，新生的长江剧场延续了这份艺术文脉。其建筑面积达3055平方米，内设“红匣子”与“黑匣子”两个特色小剧场：“红匣子”以中国红为主色调，采用镜框式舞台、可移动座椅，可容纳200人，主打传统戏曲演出及文化沙龙活动；“黑匣子”配备进口升降台、全息声音系统等先锋设备，可容纳100人，聚焦实验性戏曲及多元艺术展演。这座新剧场虽形态迥异，却传承了老卡尔登作为戏曲探索阵地的基因。

长江剧场今貌 （图源：上海黄浦）

从西洋歌剧与电影的展演地，到女子越剧的革新摇篮，卡尔登大戏院的百年变迁，是二十世纪上海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这座剧场不仅为越剧艺术家提供了契合都市审美的表演空间，更见证了女子越剧以勇气与智慧推动剧种迭代升级的艰难探索，成为上海越剧黄金时代不可磨灭的集体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