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王文娟在《信陵公子》中饰如姬剧照
第三章 好风来时篷才张
20世纪40年代初王文娟在上海
1942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去“跑码头”。
剧团把团里的二三肩演员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临时的班子去杭州、嘉兴等地演出。我担任二肩旦，这意味着是第二女主角，我平日的勤学苦练终于有了一次全面“实践”检验的机会。
第一站在嘉兴的寄园剧场，住在简陋的后台，生活上诸多不便，但这些小麻烦和我们终于有机会独当一面的喜悦和兴奋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
在“寄园”的打炮戏是《盘夫索夫》，我演赵婉贞。
通过这次实践，我发现了自己学戏的“盲点”：平日学戏时，只注重头牌角色的台词和表演，而对配角的戏不怎么留心，如今到了真正要上台演的时候，才发现很多具体的地方似懂非懂，印象模糊。
于是我赶紧及时“补课”。
幸好同行的凌喜娟在剧团时就是二肩旦，我碰到有问题的地方就去请教她，她也毫不保留地热心教我。
二肩旦的角色范围比较宽，除了丫环之处，还要演一些正旦角色，如《碧玉簪》中的李夫人，《玉蜻蜓》中的张氏大娘等。
碰到这类角色，我演起来就比较吃力。我那时才十六岁，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身形又单薄，宽大的戏服穿着直晃荡，根本撑不起来。
上台前，凌喜娟大姐告诉我：“扮演中年女性，你得把步子迈大一点，嗓音压低一点，动作放慢一点，抓住这几点，基本就能过关了。”
1944年6月，我随老师进了天潼路的河北大戏院，成为王杏花的二肩旦。
从学徒时期，王杏花大姐就是我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这次同台演出，更是观摩提高的好机会。王杏花有一出拿手好戏叫《叶香盗印》，原名《七星剑》，是个传统老戏。她将上下两本浓缩为一本，故事主线集中在丫鬟叶香身上，“盗印”一场精心设计了整套身段动作。
每次演到这一场，我都到台侧仔细看，把表情、身段和舞台调度默记在心里。
后来我扮演《信陵公子》中的如姬时，“盗符”一场也借鉴吸收了王杏花大姐的表演。
1944年年底，王杏花大姐结婚离开河北大戏院。老板为缺少头肩花旦发愁，找我老师商量，老师说：“不用找别人，文娟可以顶上去。”
老板担心地问：“王文娟能挑起这副担子？”
老师说：“挑得起，我有把握，你如果不放心，她的包银从我的薪水里扣，我保证她能够胜任！”
见老师态度如此坚决，老板同意让我试一试。
老师后来对我说，她之所以这么有把握，一是我在河北大戏院唱二肩旦的这段时期，已经小有名气，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基础；二是老师知道我这些年勤学苦练，会的戏已经不少，就是还缺少演主角的机会和信心。
这是我第一次上头肩旦，又是和老师这样的名小生合作，心里非常紧张。
老师不断地鼓励我，为我打气，说：“你可以做到的，不要怕，不会的我教你！”
我和老师合作的第一出戏是《贩马记》，我演李桂枝。这出戏我并不陌生，老师和其他名旦演出时我经常看。
可是到了台上，我眼睛里看出去的赵宠，依然还是我的老师，而不是戏中那个新婚的夫君，怎么也入不了戏。
她说：“上了台便不分老师和学生，只有角色和人物，演戏时一定要做到心无旁骛，才能够全力投入。”
之后的合作演出中，老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总结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我，令我受益终身，后来无论我演什么戏，扮哪类角色，想起老师教我的表演心得，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945年4月，我跟着老师进了同孚戏院，成为小白玉梅的二肩旦。
小白大姐性格开朗，待人豪爽热情，她的嗓音亮、戏路宽，演戏不拘泥名分地位，爱演反派角色。她总说：“妹妹，这角色我不爱演，你演吧。”
我既有机会演正派主角，又能观摩她反派角色的表演，一举两得。
1949年王文娟、徐玉兰主演《贩马记·写状》剧照
我第一次正式“挑大梁”是在1945年8月。
当时，同孚戏院邀请我作为头肩花旦，与邢月芳大姐合作演出。邢月芳师承男班艺人马潮水，她的嗓音宽厚，传统戏功底扎实，对我这个小妹妹颇为照顾。
当时有报纸评论说，短短几年，我从一个六肩花旦（其实就是龙套）飞升到头肩，进步之迅速，令人刮目相看。
其实，从学艺算起，我在舞台上也已经摸爬滚打了六七年。我相信认真用心的表演才经得起观众的审视和回味。
那段时间，我的生活重心除了演戏还是演戏，十八九岁的年纪，正是女孩子爱玩爱打扮的时候，我的心思却全都放在了舞台上。
1946年初，我在老闸戏院天红剧团搭班。演完《父母之爱》后，中间有近半个月的空档期，正好趁这个机会回一次家乡。
离开家乡来上海学戏，我已经有七年多没有回乡了。那时虽说抗战已经胜利，但时局还是不稳，我选择水路坐船回家。
经过一路奔波，终于回到了我魂牵梦绕的家乡——黄泽坑边村。
还没到家门口，远远地就看见了母亲的身影，她正在收拾晾晒的衣服，我飞奔上前大声喊：“姆妈！”
母亲回头看见是我，惊喜地叫了起来：“彩娟，是你么？你回来啦！”
说完眼泪已经流了下来，拉着我的手再也说不出话来。
母亲带我走进了一间小柴房，原来自从我走后，家乡闹过几次土匪，我们家原来的房子都被土匪放火烧了，好在家人都平安无事。
母亲拉着我问长问短，忽然想起说：“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烧年糕去。”
七年多了，母亲做的年糕只能是我梦境里的美味，吃着眼前这碗母亲烧的年糕汤，望着她瘦削的脸满是细密皱纹，虽然年糕汤依然如同记忆中那么好吃，我的心里却满是酸涩。
两个弟弟长高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记得我离家时，最小的弟弟才五岁，抱在母亲的手里，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大男孩了。一开始弟妹们对我还有点陌生，怯怯地望着我，我拿出礼物分给他们，说起小时候带他们玩耍的趣事，他们渐渐对我热络起来，“姐姐，姐姐”的叫个不停。
吃完饭，父亲淡淡地问了一句：“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得还好吗？”
我说：“阿姐很照顾我，一切都好。我现在可以独立了。”
父亲点了点头，似乎安心了些。
转眼假期将满，我必须回上海了。
父亲不放心我执意要送我回去。
第二天清晨，我和父亲步行了二十多里，父亲怕我走不动给我雇了顶轿，自己却跟在后面走。
到三界已经是黄昏了，父亲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让我休息，他说要出去走走。
20世纪40年代中期王文娟在上海
没多久，父亲带着一个陌生人来。那人对我说：“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是这里剧场的管理人，今晚我们这里有个戏班要演出《孟丽君》，想请你来客串一下。”
我犹豫地说：“那怎么行？这里的剧团我不熟悉，再说时间也来不及，戏马上就要开演了呀。”
那人说：“你只演后面半场，来得及的。”
碍于父亲的面子，我只得答应。
一进剧场，就看见台上醒目地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今晚邀回乡省亲的上海名旦王文娟小姐登台表演，机会难得，切勿错失！”
其实当时我在上海越剧界还只是一名崭露头角的新秀，可在这小镇里，人们觉得大上海来的演员都是了不起的角儿。
消息一出，大家都争相赶来看戏，冷清的剧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我急忙走进昏暗的后台准备化妆，戏班里的演员们都围了过来，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一口一个“文娟姐”。
我只好定定神准备上场。
后半场孟丽君的戏份并不多，只有“抗旨”和“法场”两场戏，是一出熟戏，我很轻松地演了下来。
演出结束后，许多热情的观众涌到后台，我在观众的包围中卸了妆准备离开，猛然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他站在一个偏远的角落欣慰地看着我，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无比幸福。
父亲的眼神似乎告诉我，他终于改变了当初反对我学戏的偏见，此刻他以我为荣，这比所有的掌声都让我感到快乐！
文章摘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的越剧人生》（王文娟著）图片来源：越剧博物馆
扫一扫关注我们 手机：13056607122
电话：0575-83066997
地址：浙江绍兴嵊州市甘霖镇问越路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