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乳燕离却旧时窠
1926年农历十二月的一个严冬，我出生在浙江嵊县黄泽坑边村。
父亲是一名乡村教书先生，为人随和，性格爽朗，在乡里有些名望。不过，乡村教师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无奈因家境贫困，我读完小学三年级不得不辍学。
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文娟全家福
（坐者为其父母、左起：小弟、大弟、王文娟、其妹”）
记忆中的童年快乐很少，看戏是当时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外婆家所在的后山村是一个大村子。当时女子越剧第一代演员施银花、屠杏花、赵瑞花等常被请到后山村来演“的笃戏”，演员们坐着轿子，派头十足。我时常跟着大人们去看戏，俨然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戏迷。
1936年，我刚满十岁，听到隔壁村要办戏班的消息，兴奋地跑回家跟母亲说：“我要去学戏！”母亲听了闷声不肯答应，我缠着她再三地磨：“我一定要去学！”母亲无奈只好替我交了学费。
20世纪50年代末
王文娟与两个弟弟在上海枕流公寓合影
公寓合影师傅指派我演花旦，教走台步等一些基本功。
我演得非常认真，演到剧情悲伤处，真的流了眼泪。
台下的观众纷纷称赞我：“这个囡头演得真好！”正演到高潮时，突然进来许多黑衣人，大声叫喊：“不准演出！”
后来母亲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村里有钱人家派来的，说女子登台唱戏有伤风化。
戏班就此解散，我第一次学戏就这样夭折了。
1937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忽然村子田边走来一个人，二十多岁穿着很是时髦的一个女子。
我心想，这姑娘打扮得真漂亮，不知是谁家的客人？
这时忽然听到小姐妹跑来叫我：“姐姐！你家来客人了，妈妈叫你快回去！”
原时髦的客人正是我的表姐，是上海红极一时人称“越剧皇帝”的竺素娥。
表姐竺素娥早年进科班学艺，唱红杭州、绍兴、宁波等地，在上海已站稳脚跟。
但日军进攻上海，时局不稳，她们不得不回到家乡避难。
回到家看到母亲正和她闲聊，见我进来，母亲笑着对我说：“这是你素娥姐姐，快叫阿姐。”我看着表姐唱戏能够养家，还可以去上海杭州各地跑，心里十分羡慕。
表姐走后，妈妈告诉我：“素娥姐要带你到上海去学戏。”
听到能去学戏，我喜出望外，心想如果也能像表姐那样唱红，就能让妈妈不再受苦，想着想着，似乎看见了生活的希望……
过了几天父亲回到家，听说女儿要去学戏极力反对：“女孩子怎么能一个人到外面去学戏？”
看到父亲顽固的态度，十一岁的我不禁伤心地大哭。
父亲不胜其烦，猛抽了几口烟，撂下气话：“我不管了，随你们去吧！”
但真到分离的那一刻，我还是泪眼婆娑，一步一回首，母亲站在家门口挥手送我，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那里哇哇大哭，想到从此和父母弟妹很难朝夕再见，我不禁泪流满面。在那一刻，真希望上海是个永远也走不到的地方。
1984年王文娟
在家乡嵊州市黄泽镇坑边村留念
第二章 人海浮沉天涯行
1938年夏天，我们坐船到了上海码头，站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心里依然有一丝恍惚：这就是上海吗？
1938年王文娟到上海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一路颠簸劳顿，我又累又饿，在上海的第一顿饭吃得很香。
几天后，表姐让我拜过唐明皇（过去梨园行尊唐明皇为祖师爷），便算是入了行，接着我向表姐行拜师礼，从此表姐就成了我的老师。
那一刻起，我的演艺生涯开始了。
我在练功上不敢有丝毫懈怠，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争气，把戏学好。同伴小姐妹外出游玩时，我常独自留在后台琢磨剧情唱词，戏散场后，别人忙着卸妆，我带妆上台走台步、练甩发、跪行。
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文娟
与老师竺素娥（坐者）、师姐筱素娥合影
那时，我的生活除了学戏就是看戏，我养成了每周看一次电影的习惯，当时上映的中外影片开阔了我的视野。
刚开始学戏，都要先跑龙套。
记得我第一次上台，演的是《孟丽君》中皇帝身边的一个小太监，我站在舞台上往下看，吓了一大跳：“下面密密麻麻都是人！”那时的剧场在演出时是不暗灯的，演员在台上能看清楚观众席。
我时刻留意每一个学习的机会，日夜两场戏更是我最好的“教科书”。
跑了一阵子龙套，我慢慢也能演上一些小角色了，比如《红鬃烈马》里的代战公主，小戏《王小二过年》中的王小二。
几番演出下来，反响不错。
此后，老师常让我以“小小素娥”的艺名顶替临时请假的三四肩演员。我成了一个“救火队员”，缺什么角色就演什么。
1939年2月8日，全团演出封箱戏《投军别窑》。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
虽然之前已经排练得很熟练，可到了台上还是紧张得发抖，只觉得嘴唇发硬，声音打颤。当演到薛平贵说自己已被任命为马前先锋，即日便要启程攻打西凉时，王宝钏叫了一声“哎呀”，然后做一个“气椅”的身段，我坐下后才发现位置偏了，赶紧又往椅子中间挪了挪……戏总算是顺利地演完了。
我在台上表演，老师一直在台边仔细观看。
演完后，她鼓励我：“演得还不错，就是太紧张了。”
随后指出不足，说着就给我们示范起来。以我当时的阅历，对夫妻间生死离别的感情是无法体会的，对老师的人物分析也不能完全领悟，只是“依样画葫芦”般模仿，但老师那句“假戏真做”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改学旦角后，因为老师是演小生的，学戏碰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花旦的脚本。我只能靠“看”，当老师们在台上演出时，我在边上仔细看认真听，默记头肩花旦的唱词和身段。今天记不全，明天再接着记，直到全部背下来为止。
后来看得多了，就用纸默写下来。
舍不得花钱买本子，就去撕剧场的旧海报，纸上还留着墙粉的痕迹，我把背面叠起来，用针线钉成本子，将唱词抄在本子上，有不会写的字就用符号代替。
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偷”。我看到很多演员都会把脚本放在枕头下面，有时候她们去姐妹外出，我就去把脚本悄悄地拿出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拼命地抄，一次抄不完，等她下次出去了再拿出来抄。
1941年底，我老师竺素娥与支兰芳搭档，在通商剧场演出了不少新戏，如《林黛玉》《红娘》《恩爱村》等。
有一天，陶贤先生正给演员说戏，我刚化完妆，也凑过去听。陶贤先生忽然问我：“你就是小小素娥？”
我说：“是呀。”
他说：“小姑娘，你原名叫彩娟吧？我替你改一个字就叫王文娟，你看好不好？”我欣然接受，此后便正式改名叫王文娟。
文章摘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的越剧人生》（王文娟著）
图片来源：越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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